“藥罐里的浪費”和“舌尖上的浪費”一樣需要關注

    制止餐飲浪費行為，已經在全社會形成廣泛共識和有力行動。實際上除了“舌尖上的浪費”，“藥罐里的浪費”同樣觸目驚心、令人痛心。“藥罐里的浪費”存在多種形式，如個別患者用醫?？ㄙ徺I藥品并非法轉售給藥販子，如大處方帶來的不合理用藥。而更普遍的情況，則是家庭過期藥品帶來的浪費。

   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，醫院和藥店常用小紙袋裝一定劑量的藥片，藥師會把服用時間和方法寫在紙袋上，開多少服多少——這個畫面至今還印刻在一些人腦海里。隨著生活的改善和藥品包裝的精致化，人們習慣于整盒、整瓶地開藥，既便捷又放心。加之一些家庭有囤積常備藥品的習慣，不少半盒、半瓶的藥慢慢就剩下了，慢慢就過期了。有研究估算，每年我國家庭過期藥品多達1萬噸以上，貨值金額以百億元計。這不僅造成巨大浪費，還會造成環境污染，甚至帶來過期藥品回收后再次出售的安全隱患。在公立醫院改革和醫?？刭M的大背景下，如果只有源頭收緊而沒有終端“跑冒滴漏”封堵，治理效能恐怕要打折扣。

    從2000年起，國家藥監局頒布和多次修訂的《藥品經營質量管理規范》就明確規定，藥品零售操作包括藥品拆零銷售，并要求藥品零售經營場所具備所需的調配工具和包裝用品。然而現實不盡如人意。筆者曾調研過北京多家藥店，盡管也看到一些店內拆零箱，但當詢問100片裝的黃連素能否拆分銷售時，均得到否定答案。究其原因，治療感冒、發燒、腹瀉等普通藥品貨值較低，其利潤無法覆蓋拆零成本，作為市場主體的藥店缺乏動力。同時拆零還會帶來藥品污染、后續儲存安全等風險，因此監管部門的原則性規定在實踐中被藥店模糊執行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更為重要的是，由于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質量還有待提高，民眾往往傾向于過度購藥，以對沖身體健康狀況的不確定性。

    可見，家庭過期藥品陷入監管引導、企業動力、民眾意識的三重困境，這不是單純的政策命題，也無法由一個主體解決，著實考驗治理智慧。隨著老齡化社會到來，慢病管理意味著越來越復雜的用藥需求，需要日益精細化的藥品分配。不妨以藥品拆零為小切口，撬動藥品浪費的大治理。一方面從供給側發力，藥監、醫保、醫政等制度設計要有所傾斜，激發醫院和藥店提供藥品拆零的內生動力，而不是開大處方或誘導性推銷。與之相關的是技術創新，借鑒發達國家智能化拆零裝備、中心藥房配送等經驗，提高民眾獲得社區藥事服務的便捷度。另一方面從需求側入手，在全社會倡導節約藥品就是保護環境、節約藥品就是保障藥品安全的良好觀念，引導民眾的科學購藥意識和行為，逐步接受藥品拆零銷售。

    我國已經從結構上解決了缺醫少藥問題，正在從制藥大國向新藥強國轉變。只有讓每一粒藥都發揮其治療效用和經濟價值，而不是走粗放式道路，才能倒逼醫療服務能力提升和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越是有藥可用，就越要省著用，用出高效率。杜絕“藥罐里的浪費”，不僅是健康中國的題中之義，也是綠色發展理念的要求，更是每一個人的責任。建議從藥品拆零做起，盡快形成政策、產業和社會相協同的治理體系，解決藥品浪費問題，進而保障藥品安全、可及和創新。